☆曾经同为城市打工人的钟敏和缪睫先后返乡，共同经营一家农场。他们一砖一瓦地自建房屋，辛勤耕耘，自食其力，坚持不使用农药化肥，与病虫害共存，以强韧的自然力量抵御外界的变化莫测。在躬耕山野的苦与乐中，雨后大地农场存续了十个年头，他们在这里迎来了女儿的诞生。但是，现实却不如想象中那般田园牧歌。命运与收成同样无法把握，亲密关系中的分歧与裂痕逐渐浮现，这对恋人逐渐走上了不同的歧路。2025年10月，非虚构书籍《雨后大地》出版，记录下这段归园田居生活的得失与苦乐。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发自 杭州
责任编辑 | 李慕琰
▲缪睫和钟敏在2024年1月和2025年1月先后离开雨后大地农场。（出版方供图）
离开农场的那个早晨，钟敏的告别安静而琐碎。他把被褥压缩，装进箱子，洗净烘干最后几个碗，归入橱柜。直到打包完所有行李，他才发现女儿小碗被奶奶带去了山里。他寻遍山坡，最终在山脚看到一老一小缓缓走来。没有更多的告别，他停下三轮车，等女儿走近。载着最后几箱行李和懵懂的女儿，他开下了山。寄完行李，折返回来，家门钥匙和车钥匙一起留下。“砰”地一声，他关上了门。
十二年前，钟敏告别城市时则要干脆得多。那时他在广告公司做美术指导，每天对着电脑改稿到凌晨，客户的一句话就能让整个方案推倒重来。直到某个百无聊赖的工作日下午，他点开一部名叫《食材花园》的纪录片，屏幕里英国女人在自家后院种出几十种果蔬，唤醒了他对于理想生活的新想象。
辞去工作，他回到赣南老家，接手家里的十亩脐橙园。他亲手设计建造Loft小屋，自己砌墙，自己浇筑楼顶。站在通体白墙、空空荡荡的客厅里，他感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而缪睫走向农场的路，始于对食物的执着。大学毕业前后，她加入公益团队，在微信上科普工业化养殖的危害，坚信素食可以拯救地球。她在朋友的婚礼上遇见钟敏，应邀去他的农场做客。
没有一般果园整齐的分区，各种果树与野灌木肆意交错生长，南瓜藤越过小径，砍下的杂草厚厚地覆盖着树盘。这片土地，遵循着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法则，在混乱中构建着自己的生态秩序。
钟敏做的那顿晚饭很简单，油淋茄子、辣椒炒蛋、蒜香空心菜，却让缪睫第一次尝到食物本真的味道。
两条原本平行的生命轨迹，在这片名叫“雨后大地”的农场交汇。最初的几年，他们像两个探险家，在土地中寻找答案，用时间证明，不用农药也能种出甜美的果实。
山里的日子，在孩子出生后有了不同的重心。缪睫的目光追着小碗，生怕她被凶猛的蚊虫叮咬，钟敏的注意力则被那些除不尽的杂草和虫子牢牢拴在地里。往昔的默契，在理念的裂隙与日常的龃龉里，一点点被磨透了。
最终，缪睫独自下了山。一年后，钟敏带着小碗完成最后一次橙子发货，也离开了农场。
钟敏曾计划为山上每一棵亲手种下的树按年份拍照留念。但最终，他只拍下了门口那棵苦楝树，便再也无法继续。
因为他知道，在他不愿踏足的山林深处，父亲正每日挥着电锯，砍倒那些他视若珍宝的树木。父母接管农场后，土地被重新规划，种上整齐划一的脐橙。
那些与他身板一般粗的“无用”之树，为他父母所理解的、更实用的生活腾出空间。那条他曾经走过无数次、如今已被荒草断木封住的小路，连同它所通往的旧日世界，正在他身后悄然闭合。
而缪睫与钟敏，像两株被生活分栽的植物，在新的土地上，试着重新扎根。
01
大自然，亦敌亦友
上高中时，缪睫看着当时身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心想自己未来绝不要成为那样的人。进入农场后，她却发现有一段时间，自己恰巧“成为了不想成为的那个人”。
她与钟敏分工，更多地承担起家中后勤。原本不爱进厨房的她，开始日日围着灶台转。“现代科技可以大大解放双手，但还没有到家家户户不用炒菜做饭的阶段。”她意识到自己早年的想法天真，且带有偏见。
农场一年到头有干不完的活，除草、翻地、播种、育苗、抓虫、采摘……在日复一日的农活和家务中，缪睫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漂浮、不切实际”的状态，人变得踏实，性子也更耐得住。一些年少时的慢性病，随着身体日益强健，不知不觉消失了。“有时候不能说你情绪有问题，就只处理情绪，”她体悟到，“你可以从身体着手，因为我们的心灵都在这具身躯上。”
对钟敏而言，乡村与城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儿时父母外出打工，他一个人成了“闲人”，就琢磨各种办法赚零花钱，摘过中药，捡过猪草，制作过瓦片和爆竹。而在城市上班，生活被压缩成两点一线，业余时间他大多待在家里，不愿出门。
比起脑力劳动，钟敏更偏爱体力活。“体力劳动是你再累也可以休息，但是心里的累你休息不了。”土地上的劳动，也比在城里打工更接近他所理解的“本质”。做设计师时，他常遇到这样的困惑：同样的方案，他去提没有用，领导一提就通过。在办公室里，方案本身的好坏，往往不是决定因素。
“我希望做的事情，是最本质的。”钟敏说，“比如种地，哪块地都是一样种法。（地）再差，你按这种方法去种，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而已，它一样会好的。”
▲雨后大地农场坚持不用农药，不得不多次经历虫害。（受访者供图）
他几乎没听过哪个农人会埋怨自己的土地。他们只会自省，种什么、用什么、干什么、有没有浇水，一切都是自己的事。在钟敏眼中，土壤就像一面诚实的镜子：“你把它照顾得很好，它就会给你很好的收成，你没有把它照顾好，它也不会给你发脾气。”
雨后大地十年，不打药、不用化肥的核心理念未曾动摇。最初对钟敏而言，“就是一个选择，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他并未预料到实践之路如此艰难，但也从未想过放弃。因为土地总会适时给予回应，哪怕某一季作物歉收，总有另一类生命在别处结出果实。
不用农药，意味着与杂草、昆虫之间没有尽头的周旋。缪睫渐渐明白，控制不等于消灭，而是为彼此划下共存的边界。他们从不使用除草剂，杂草因此不可能根绝，总是在消退与蔓延之间循环。唯有当它们过分侵占作物的生长空间时，锄头才会落下。
在理想主义者眼中，万物有灵皆应呵护。但当金龟子成群爬满新发的脐橙嫩叶时，缪睫清楚地意识到，田园不是童话，而是不同生命之间最原始的生存较量。她戴上手套，拿起塑料瓶，克服了心里的抵触，一次次在暮色中和钟敏一起，借着手电的光，耐心捕捉那些啃食树叶的小生物。
他们与害虫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约定：“我不会完全扼杀你这个种群，但是作为害虫，你们也不能够把我的树全都吃光。”抓了两三年金龟子，数量明显少了，他们便不再主动干预，容它们在农场的生态里占一席之地。
钟敏越来越习惯于观察。他发现红蜘蛛总在固定区域出没，便挂上捕食螨，实施“精准防控”。而对那些年年来犯、看似嚣张的潜叶甲，他的态度也趋于平静，“也不能造成毁灭性的危害，无非就是多抓一抓虫子而已”。
唯有与黄龙病交手的两回合，大自然以压倒之势战胜了人类。初入农场的三年，面对横扫赣南的黄龙病，钟敏亲手砍倒了六百多棵病树，仅一株小苗侥幸存活。2017年，他在空荡荡的山坡上重新种下百来株幼苗。头两年，虫害肆虐，新梢刚发就被啃食殆尽，他只能反复修剪，有些树竟越种越矮。转机在2019年来临，近百个果实挂上枝头，像破晓的微光。到2021年，农场迎来首个盈亏平衡年，他数着三千多个橙子，带着妻女制作果酱，以为黎明将至。
天意难测。2022年，持续高温干旱，三分之二的树颗粒无收，随后传播黄龙病的木虱再度肆虐，幸存的老树这次也未能幸免。站在再次发病的果园里，他对缪睫说：“我们这几年能吃上自己无农药种的橙子，我觉得挺成功的，也很知足。”有人劝他用药止损，但土壤无农药是他最后的底线，这口气若断了，不知还能凭什么走下去。
▲农场里的小野猪。（受访者供图）
02
回到他们“逃离”的土地
“上班就像要我命一样。”离开职场多年后，在杭州百丈镇的独栋平房里，钟敏这样回忆。
他试过创业，想做中国版的手工电商平台；摆过地摊，在夜市叫卖低利润的T恤；还潜入良品铺子打工，窥探零食帝国的商业奥秘。
这些尝试如昙花一现。“没钱交房租了，又去找份工作。”他在武汉那几年反复辞职，最短的一次只上了三个月班，起因是“快过年了没钱”，一万多块钱到手，他就离开了。
看过那部《食材花园》纪录片后，钟敏花了一年时间看书研究农业，也存了一笔钱用来应对前期无收入的局面。返乡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那个英国女子的后院，在钟敏脑中已与老家的山坡重叠。他清晰地看见，未来的自己，不是在大厦的玻璃窗后，而是在一片需要二三十年才能成熟的农场里。
“你知道终点在那里，可能走点弯路，元鼎证券_欢迎访问开户注册官网，注册送豪礼！没有关系。”钟敏说。
▲钟敏曾在广告公司工作，后来辞职回到赣南老家经营农场。（受访者供图）
而这个“终点”，缪睫的母亲年轻时曾拼命逃离。
早年，缪睫将母亲对城市的向往归结为“虚荣”，深刻理解母亲，是在她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当母亲还是一个怕蚂蝗的少女时，因为无法忍受水田里的吸血虫，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拒绝下地干活的人。农忙时节，她看着城里女孩骑着自行车从田埂掠过，裙摆如蝴蝶翻飞，羡慕不已。
为了这份向往，母亲托人送礼，换来城里学徒的身份，又东拼西凑4001元，为刚出生的缪睫买下城市户口。
更早的迁徙发生在祖辈。缪睫的爷爷带着五个孩子，从偏远的山村举家搬迁城郊，买地、建房，让每个儿子都有了自己的房间。父亲讲述这段往事时，缪睫第一次感到脚下的大地有了温度。这片她选择回归的土地，早已被祖辈的脚印丈量过。
长辈们从深山走向城市，为生存开拓空间，而缪睫和钟敏，却在物质相对充裕的时代，带着城市积累的经验重返土地。
“我的选择比他们那个时候多，我可以回去，可以再出来，”缪睫说，“他们那个时候，要么就留着，出去就要承担别的很多代价。”
在广告公司，时间是计价的单位，是亟待填充的空格。而在农场，时间的质地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鞭策，而是积累。曾经报复性熬夜到天明的钟敏，如今有了清晨五六点的生物钟，起床劳作，“做到七八点，可以把一整天的事情做完”。他发现，时间变得丰盈，“剩下的时间哪怕漫无目的地看花溜达，也会给你积累很多东西”。
这种积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他。书写农场生活的非虚构作品《雨后大地》最初的版本由缪睫和他共同执笔，写作时文笔生涩，他就每天读非虚构作品，硬着头皮写五百字，最终攒下数万字草稿。当朋友对着家中待接的电线、待砌的橱柜一筹莫展时，钟敏能坦然地说出“我会”。这份底气是他亲手盖房子时，在无数次接线、砌墙、打磨中练就的。“所有积累一定不会浪费，”他说，“都是为了托起你后面。”
大约在2015或2016年，钟敏曾意外地与名人身份擦肩而过。一位朋友拍摄的以他为代表的“新农人”系列，登上了新浪头条，并且是那一系列中数据最好的一期。他还记得，次日头条是德国总理访华。
对于这次短暂的曝光，钟敏显得十分淡然。“这些额外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他坦言，当时闪过的念头，是若因此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或许能借此争取到一块更好的土地。这是他唯一的愿望。除此之外，他拒绝了所有商业化的可能，甚至未在自家公众号多做宣扬。热潮退去，未起一丝波澜，而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缪睫正在劳作。（受访者供图）
03
食物之于我们的意义
2016年，大学毕业一年的缪睫致力于公益项目翻译，将国外关于工业化养殖的研究报告译成中文。三个月出栏的鸡、六个月出栏的猪，充满激素的肉制品威胁了公共健康，也造就高昂的环境代价。在科学与人道主义的光环下，她成为一名严格的素食者。
这种理念驱使她加入公益团队，科普工业化养殖的弊端，组织国际连线，邀请素食活动家在线分享。《和平饮食》《素食圣经》堆满书架，素食成为她区分善恶的标尺。那时的她坚定地认为，这辈子都要吃素。
然而，一场意外松动了她坚固的理念堡垒。在农场生活数年后，缪睫养的三只小鸭子成了她的亲密伙伴。她为它们取名，哼着小曲喂食，像鸭妈妈一样领着它们散步。当其中一只鸭子Do Do不幸溺亡时，她蹲下埋头大哭，感到“犹如晴天霹雳”。朋友对此难以置信：“一只鸭子死了，哭得这么伤心？”这场直接而纯粹的情感风暴，让她开始直面与反思自己从前对待食物的态度，“过于严肃，强调对错，容不得半点弹性”。
她意识到，食物愉悦身心的部分在她这里被大大压缩了，“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正确甚至是高尚的立场来获取道德和知识上的优越感”。这场痛哭成为一个分水岭，她“开始从云雾般的资讯中回归身体里”，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她发现长期的素食虽然让她感觉轻盈，却也伴随着贫血、低血压的困扰，以及“在有限的食物选择里焦虑”。
也是在这场深刻的情感教育之后，她开始接纳当地当季的饮食，从四季风物，到家禽鱼虾。她发现，真正的食物既滋养身体，又愉悦心灵，而真正的环保，应该从接纳身边唾手可得的普通食材开始。
▲农场生活彻底重塑了缪睫的味觉。（受访者供图）
农场生活彻底重塑了她的味觉。当青黄不接的时节来临，他们便取出上年的囤货——萝卜干、笋干、红薯干、橙子酱，用自制的红薯粉做春卷，去野地摘折耳根，将紫苏叶、嫩桑叶裹面粉炸着吃。一道萝卜干炖五花肉成为至爱，“萝卜干绝不能少，一直炖到快收汁，撒一把葱花关火。就这一锅乱炖，能下两三碗饭。”
这种味觉的觉醒伴随着深刻的感官体验。缪睫至今记得农场小番茄“刚绿转红的时候，一口爆浆，酸酸甜甜，而且还是暖的，因为刚被太阳晒了”。与之相比，超市里那些远距离运输的蔬菜，“长得越好看越令我提不起兴趣”，用钟敏的话说就是“寡淡无味”。
钟敏对食物的理解源于更朴素的记忆。他常想起陪伴他成长的奶奶，不管家里生活多艰难，奶奶总能想着法儿，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炸小鱼干、虾米酿豆腐、几个鸡蛋加红薯粉和一和，就可以炸出一大盘来。”这几道菜成为他对“家”的味道的最初定义。
离开雨后大地农场后，两人对食物依然保持着各自的习惯。
钟敏的标准始终如一，不好吃的宁可不吃。在杭州时，他曾有一个月没买过菜，全靠同做有机农场的朋友带菜上门，一起搭伙吃饭。
缪睫的餐桌则呈现另一种样貌。当孩子不在身边时，她对食材的选择时而严格，时而放松。直到9月孩子来与她同住，这种选择才因“他律”而变得更加严谨。
04
“不停地跟它告别”
最初来到雨后大地农场时，缪睫带着一个萦绕心头的问题：什么样的食物才是好的？这个在2015至2017年间持续探索的命题，关乎个体的营养健康，也关乎地球的生态友善。那时的她内心破碎而迷茫，却在食物体系的探索中找到了清晰的方向。
2021年，小碗在农场家中平安降生，育儿的艰辛却让伴侣间潜伏的裂痕愈发显现。每年4、5月，蚊虫如黑云压境，缪睫必须举着电蚊拍亦步亦趋地跟在女儿身后。红火蚁的威胁更让她时刻警惕，“很多次我抱着她落荒而逃，”她说，“但是他没有亲身体会，就不知道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这种孤独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堆积。早在2019年，缪睫就已萌生向外的渴望。那时她为《比邻泥土香》杂志做编辑，接触到许多社区营造的案例，看到了“人的意志和力量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变化”。她开始渴望在土地之外，建立人与人的联结。钟敏一心扑在土地上，而缪睫在农事、家务以外，断断续续做着线上兼职，夜里孩子睡去后，她会起身画画写字。《雨后大地》这本书就是她对农场岁月具体而微的书写。
另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是对孩子教育的规划。钟敏不主张上幼儿园，坚信“农场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地方”。他倾向于培养孩子“良好的作息、吃饭的规律、收拾玩具”等习惯，认为“她要是能管她自己能力内的事，我就不操心她成年后的事”。
农场确实提供了城市没有的成长空间。他们很早就带着小碗一起干活，“在石头上铺一个席子，就在那里剥毛豆、剥蒜”。有一次，小碗突然从罐子里拿出一瓣蒜给缪睫，她一看，原来还有一点皮没剥干净。四岁的小碗，手下已经切过形形色色的蔬果。
缪睫对于教育的考量源于日复一日的观察。她看到小碗两岁多就“很想去找别人玩”，她认为，那些“孩子不需要幼儿园”的理论，往往基于“身边就有小邻居”的现实，而自家农场地处封闭，无法提供给孩子充足的同龄社交。历经数年全身心带娃，缪睫也清醒地意识到，她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追求，小碗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作为成长的起点。
缪睫在离开农场之后，真正理解了梭罗所谓“平静的绝望”。很多时候，她知道与伴侣的沟通方式不对，或自己的状态不佳，却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2024年1月23日，缪睫独自踏上离去的列车。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她回忆起葡萄藤架下的万寿菊，小房子里暖黄色的窗帘，还有小碗那句“妈妈，你去哪儿呀”。
“刹那间我已泪如雨下。”她在书中写道。火车开动了，伴随着车厢的摇晃和哐哧声，她为自己整整七年的农场生活画下了句号。
▲农场一年到头有干不完的农活。（出版方供图）
钟敏是2025年1月正式离开雨后大地农场的。他花了很长时间，一样样收拾在农场留下的痕迹。他带着小碗完成最后的橙子发货，又将所有农具厨具清洗归位，花了十几天打扫卫生。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早已在心理上“不停地与它告别”，“没有太多情绪，因为前面做了好长的铺垫”。告别方式包括刻意在朋友圈细数农场的问题——很多蚊子，容易发霉，诸如此类。“你要是老还念着它的好的话，没法搞。”
前段时间，钟敏的父亲传来消息，之前他们打的井，泵和钢丝都出了状况，钟敏听着，像是听别人的故事，他已许久不过问农场的事了。但每当收到父母寄来的猕猴桃、柿子、桃子时，想起它们都来自他亲手种下的果树，他的心里都会翻江倒海。
离开农场那天，小碗没有离别的概念，吵着要去采茭白。如今她偶尔还会问起：“什么时候回山上？”这个在农场出生的孩子，依然保留着对那片土地的记忆。
2024年4月底开始，有半年时间，钟敏带着小碗辗转于皖南、终南山等地参与农场项目。在北方，无需给黄瓜套袋防虫，困扰他数年的潜叶甲只需抓两个月而非四个月，小碗在地里也很少被蚊子咬。这些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也让他确信，当初离开是个现实的选择：“重新选一个地方，我一定不会选那个地方。”
皖南虽好，却因带了小碗而放弃；终南山对成人便利，但对不会开车的钟敏而言，孩子出行成了难题；滁州一个合作项目，他也回绝了。
当被问及如果没有婚姻变动，会不会离开农场，钟敏说：“她不走我是不会走的。还有一个原因，假设我们没小碗，我可能还待在那里。”
钟敏独自带娃的一年半里，生活节奏完全围绕小碗展开。清晨七点起床，趁凉爽时带她下地，赶在日头变毒前回家，下午必须等到三点孩子睡醒才能出门，“一天干不了什么活”。他坦言“没有太多自己的需求”，一日三餐和晚上八点准时入睡的作息雷打不动。“在她没有上学之前，我可以完全按他的作息。”
这个曾经执着于土地的男人，发现自己可以为了孩子适应另一种生活。“我是可以做家庭主夫的，你知道吗？”他说出这句话时，带着几分自嘲，却也透着几分释然，“因为我对什么地位啊、赚不赚钱啊，一点兴趣也没有。”
05
“解放掉这对恋人的双手”
爱土地比爱人容易。农场十年，钟敏学会了与土壤对话，能读懂每棵植物的需求，却在人际关系中屡屡受挫。
他将女儿小碗比作另一块地。“我认为面对小碗跟我面对地的情况是一样的。”他欣赏孩子纯粹的包容性，能承载所有的情绪。“你朝她发脾气，她可能就哭一哭或者怎么样，没有更多的了，她也不会记得。”
在缪睫的观察中，这对父女的互动要复杂得多。她发现钟敏的界限难以把握：“有的时候他很强硬，有的时候他又任她摆布。”某个傍晚，小碗想玩秋千，钟敏以“非常坚硬”的态度拒绝，令她哭闹对抗。而在餐桌前，南方周末记者却看见他毫无反抗之力地任由女儿胡搅蛮缠。
▲钟敏和女儿小碗。（受访者供图）
在成人的世界里，这种矛盾更加明显。在缪睫的厨房里，仅仅因为找不到厨具餐具，钟敏就会生一肚子气：“建立在成人的基础上，你就会有很多‘她可以做到怎么样’的期待。”这种期待，成了亲密关系中的暗礁。
在钟敏看来，事是“跟你讲道理的，是科学的”，而人很多时候“不跟你讲道理”。因此，他更愿意沉浸在具体的事务中，无论是种地还是看造“两弹”的纪录片。
正是这种对“事”的专注，曾一度定义了他们的亲密关系。缪睫认为，那很像“老一辈人的婚姻”，直接从相互扶持开始。这种关系“很多时候会超越语言，渗透在生活非常密切的相处里面，一点一滴”，与都市青年更多建立在精神兴趣或情感交流上的亲密关系非常不同。
她描述了一个理想画面：日本有一对老夫妇，“爷爷起身，奶奶马上去给他拿了一个勺子，她知道他要什么”。在农场的日常劳作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时刻。“不一定说每次都是非常默契的，但是你说一句，或者不说，我就知道你要去那里，然后我要给你准备一点什么。”
这种建立在共同劳作上的理解，让关系呈现出独特的样貌。“我们是在事情上去看到对方，不是说我看到你的观念、你的想法。在事情上呈现出来的特质也好、品质也好，它是真实的，是贯穿始终一些的。”相比之下，城市生活却在压缩共同做事的空间，“很多事情可以被外包，可以解放掉这对恋人的双手”。
然而，当最初的精神共鸣渐渐消失，仅靠生活上的默契就显得单薄了。缪睫坦言：“早期跟钟敏还是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是随着农事劳作、日常生活的琐碎，会发现食物相关的议题不足以支撑两个人精神的东西。”
缪睫认为：“在精神契合基础上去共同做事，还是可能性大一点，但是要在共同生活里创造精神同频，难度反而大一点。”
当婚姻走向终结，亲子关系却促成了他们各自的改变。对缪睫而言，成为母亲不是重塑，而是重建。“重塑是原先有一个东西，然后重新塑造，可能原先我更多的是接近空白的状态。”
这个重建的过程，始于孩子出生后遇到的第一个挑战。缪睫虽在农场家中自然分娩，但小碗因黄疸值过高，需要留在医院照蓝光，刚生产完的缪睫在医院陪护。“24小时都是亮着灯的，从来不关。”还要在人来人往的病房里喂奶，“感觉毫无尊严可言”。
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她与母亲通话，再度听母亲说起当年的生产故事。“被我听过无数次的生产故事，那个时候让我第一次流泪。”母亲生她时异常困难，“护士用一个非常大的针筒把我吸出来，我出生的时候脑袋就特别长”。这一刻的共情让她意识到：“我把母职看得太轻，会觉得她没有做好，但是可能她在她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做到了最好。”
这种理解也延伸到与钟敏的育儿合作中。有一次，因为给孩子吃糖的小事，钟敏带着抱怨说，就做了这么点事儿，小碗就觉得你是最好的，我什么都不是。这一次，缪睫没有争辩，而是说：“孩子天然跟母亲更亲。你辛苦了。”这种回应在以前“不可能”，但通过心理咨询，她学会了更好地看见与回应对方。
钟敏本想在北方寻找农场，缪睫带着小碗来到杭州，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送她上了一所当地民办幼儿园。钟敏意识到，缪睫独自带着孩子在城市打拼，确实“很吃力”，而小碗终究需要母亲更实际的陪伴。为了和缪睫共同陪伴小碗，他开始在杭州的城乡之间往返奔波。
06
野草与河流
如今，缪睫一边在小碗就读的幼儿园当老师，一边给朋友的工作室当助理。而钟敏继续追求着“种地带娃”的简单生活。
2025年上半年，钟敏踌躇满志地与朋友合伙，在鸬鸟镇足球场旁找了块地，想种一片“食材森林”。他带南方周末记者重访时，这片曾经种下甜瓜、西瓜、哈密瓜、黄瓜等作物的土地，复归于荒草丛生，紫色的秋葵干枯了，姜还埋在地里。他摘下一把辣椒装进口袋。
据此地几百米外的院落里，有一方钟敏负责打造的食材花园。木头种植床排布整齐，里面主要种植各种蔬菜和香料，预备将来用作老板会客的食材。外围有几块菜畦，玉米生长了三个多月，已是亭亭玉立，一旁刚种的萝卜却蔫头耷脑。钟敏解释，今年夏天又热又干旱，很多作物都长得不好。这也是他在鸬鸟的首个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
钟敏边走边细数着这些植物的名字，它们有的还是小苗，有的已经结了果实、长了菜叶。忽然他朝叶片上一伸手，捏住了一只比芝麻还小的虫子。那是在农场锻炼多年后的眼力。
他现在租住的房子有个后院，隔壁房间的地板上躺着奇形怪状的南瓜。那是地里野生的，他之前还种下过自己选的品种，个头小，但味道比野生的好得多。
▲钟敏在杭州郊区打造的食材花园。（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摄）
从10月下旬开始，钟敏一直在良渚新城附近寻找理想的住处，如今他需要的不再是广袤农田，而是足够承载食材花园的院落。他之前租的房子都在余杭区百丈镇，往城里搬，主要是为了方便照顾小碗，同时也考虑到城市里有更多生态农业的潜在受众。算账时发现，城市生活的一年开销陡然上升至五万元以上。“它不像你原先在农场没有太多的需求，在城里不一样的。”
他不打算再以农产品作为收入来源，而是琢磨着“做内容，做体验服务”的可能性。谈到未来大的规划，他显得不太确定：“对我来讲，我也不知道在这里待多久，而且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不过，对他而言，生活的核心从未改变：“比上班自由就行”。十年前他离开广告行业时这么想，如今依然如此。
城市的另一头，缪睫正在熬夜准备翻译材料，她接下了一个为期六天的陪同翻译工作。她希望在杭州长居，“考虑到孩子教育也觉得可以”。未来规划清晰而务实，她对英语感兴趣，可能的方向是翻译或老师。对她而言，生命不是循环，而是“像一条河一样”向前流淌。“我们有的时候说意念、思想、行为这些东西好像在一个循环里，但是其实这个生命阶段过去了，再下一个阶段，我觉得还是有些不一样。”
如今，缪睫回望在雨后大地农场的七年，更多带着一种平静的释然：“就像河边的树，落下来的花叶，这些你经历过的东西，都会进入你的生命，然后继续向前流动。”
钟敏的十年农场生活，在他看来是“向世界说不的十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自由，一个是选我要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可以拒绝不要的方式”。当被问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时，他答：“觉得没有代价，真的，你不能说你付出的时间算是代价。因为无论怎么样，你的时间都是流失的。”
“当时我辞职的时候，销售经理跟我讲，40岁之后再来搞，我就不想等了。”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在于能够坚持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钟敏对比了两个十年：“上班十年，收获了农场的启动资金；但农场十年太不一样了。”他们与农场客户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缪睫定居杭州的选择，小碗的养育方式和就读学校，都受这些客户影响。钟敏原先对养育孩子没太多概念，全靠这十年与客户的互动潜移默化。农场宽松的环境，还能让他随时带着孩子。
这个曾在农场坚守十年的人，用“野草”比拟生命：“假设这个地方特别缺水，它就长得小小的，它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赶紧开花结籽。”野草的智慧在于“首要任务是活下去就行了”，这种生存哲学支撑他度过了农场最艰难的岁月。
▲钟敏在住处做的饭。（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摄）
而土地给出的答案，浓缩于一盘辣椒炒蛋之中。只一口，钟敏、缪睫、南方周末记者三人都尝出了那惊人的辣度。
缪睫忍不住问，为什么上一回她炒了两个辣椒一点都不辣，这次的却这么辣。
钟敏沉默片刻，像曾经在农场观察土壤那样，随即试着解释同一块地里因水分多寡导致的辣度差异，最后用一句十余年务农沉淀出的话作结：“农产品就是这样子。”
就像辣椒的辣度由水分决定，农作物的生长受制于土壤，人的命运也被更大的力量塑造。他们曾在雨后大地农场里试图建立一种确定的生活，最终却发现，生命如同地里的作物，永远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摇摆。
缪睫没有再问。她夹起一筷子炒蛋，辣味在舌尖明确地绽放。蛋炒得老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带着脆边。她说，很像她小时候吃过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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